苏青禾在景元待到第二个月的时候，北京又下了一场雪。

不是初雪那种温柔的、试探性的细碎，是铺天盖地的、把整个城市吞进灰白色里的暴雪。她加完班从写字楼出来，被风扑了一脸雪粒，冷得她往围巾里缩了半张脸。手机在口袋里震，她摘掉手套接起来。

“妈。”

“下班了没有？”苏妈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，背景里有电视的声响，大概又在看晚间新闻，“你那边怎么那么大风，在外面？”

“刚出公司，往地铁走。”

“这么晚才下班？你那个新公司怎么比香港还忙？北京现在都零下了，你穿秋裤了没有？”

苏青禾踩着积雪往前走，呼出的白气一团团散在夜色里。她妈的问题永远遵循一个固定顺序：下班没、吃饭没、穿秋裤没，三件套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
“穿了。”她说。

其实没穿。她在香港待了四年，衣橱里根本没有秋裤这个东西。前几天小周听说她到现在还只穿单裤上班，露出一种“你疯了吧”的表情，第二天就拎了一条保暖内衣塞给她，说是他妈从老家寄多了。苏青禾收下了，放在工位抽屉里，还没拆。但她知道如果跟妈妈说了实话，接下来的十分钟都会是秋裤专题。

“你这孩子，从小就不爱穿秋裤。”苏妈妈语气笃定，像是隔着电话也能透视，“高一那年冬天你不穿秋裤去上学，回来冻得膝盖都红了，我说你你也不听。”

“妈，那是高一的事。”

“高一怎么了？你现在也没比高一好到哪里去。”

苏青禾张了张嘴，没反驳。因为反驳不了。

“你上次说换了个新公司，同事好不好相处？老板人怎么样？”

“都挺好的。”

“什么叫都挺好的？你这个孩子在香港待了这么多年，回来也不跟我多说几句。你那个老板，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苏青禾顿了一下：“男的。”

“多大岁数？”

“妈——”

“我就问问。”苏妈妈的声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理直气壮，“你一个人在北京，我总要知道你身边的人靠不靠谱。”

苏青禾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护住冻得发红的耳朵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靠谱。他很专业，做事风格很利落，对下属不苛刻。还会管我们加不加班。”

电话那边安静了一拍。苏妈妈似乎在掂量“管加不加班”这个细节的含金量。末了她说：“管加班，那是好老板。比香港那个让你天天熬到凌晨的强。”

苏青禾走进地铁站，在闸机口刷了卡，靠在站台的柱子旁。广播里正在播放末班车的信息，空旷的站台上只有零星几个等车的人。她知道她妈接下来要说什么。那个话题，每次都在电话的末尾徘徊，有时候能绕过去，有时候绕不过去。

“清和，”苏妈妈的声音沉了一拍，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更明显了，“你爸他——上个月给我打过电话。”

苏青禾靠在柱子上，没有动。列车的灯光从隧道深处一点点逼近，映在她脸上，明明暗暗。

“他说什么了。”

“没说什么。问你在不在北京，问你在哪个公司，问——”苏妈妈停了一下，“问你有没有男朋友。”
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
“我说你很好。在哪里都很好。”苏妈妈的声音变得有些干涩，“他说那就好。然后挂了。”

列车进站，风吹起苏青禾的头发。她走进去，找了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。车厢里人很少，对面的玻璃窗上映出她自己的脸——没什么表情，眼睛盯着虚空中的某个点。

“他还在那儿？”她问。

“还在。”

“你去看过他吗。”

“去过一次。去年。”

苏青禾没有接话。窗外的灯光一道一道掠过，她开始在心里做一件她很少做的事——数年份。十三年。她离开北京那年十五岁，现在二十八。

“清和，”苏妈妈的声音变得格外柔和，那种带着请求的语气让她心里一紧，“你有空的话，也去看看他。他——”

苏妈妈顿了一下，好像在斟酌措辞，最后说出口的却是一句很简单的话：“他老了。”

苏青禾闭上眼睛。

列车在隧道里呼啸着，噪音填满她的耳朵。她闭着眼睛，脑子里不受控制地翻出那些她以为早就忘掉的画面。

十五岁的夏天。爸爸在书房里接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她路过的时候只听见几个词——“账上”、“转移”、“别说出去”。她没多想。她那时候什么都不懂。她只知道爸爸是当官的，妈妈是中学老师，家里住在西城一套单位分的三居室里，日子平淡而殷实。

后来有一天，两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来家里。他们坐在客厅里，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。妈妈把她关在卧室里，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。她从门缝里往外看，看见爸爸坐在沙发上，背挺得很直，茶几上的茶杯一口没动。他面前的烟灰